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后，提出的第三個全球性倡議。
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他強調，我們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探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
全球文明倡議，是習近平總書記繼2021年9月提出“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4月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后，提出的第三個全球性倡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尤其是在全球動蕩、多重挑戰和危機交織疊加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立足現代化道路的政黨責任，以文明視角和全球視野，首次提出這一全球性倡議，可謂意味深遠。
針對“西方中心論”話語體系的有力回應
“西方中心論”作為西方文明話語體系的核心，是以“西方文明最優越”“西方價值觀最普世”“西方道路最唯一”為主要標志的文明話語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從三個維度對“西方中心論”話語體系進行了有力回應。
其一，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有力地揭穿了西方中心論“西方文明最優越”的文明優越心態，強調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其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直擊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霸權和強權思維要害。其三，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探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反對西方的“唯我獨尊”“任意退群”，要更多“豐富交流內容，拓展合作渠道”，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吹滅別人的燈，并不會讓自己更加光明；阻擋別人的路，也不會讓自己行得更遠?！蔽磥砣蛭拿鞯闹髁骱头较蚴悄阒杏形?、共建共享，而不是人為撕裂、背離道義。提出全球文明倡議，意味著過去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性議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西方文明話語體系不再具有唯一性，同時也彰顯了中國作為東方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逐步具有主動設置話語體系議程的能力。
引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迫切需要
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深層次命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沖突與對抗的文明根源和痛點。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世紀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這些突出問題給世界安全和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大變局的“變”，其核心和實質就在于文明體系、話語體系之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全局性的、歷史性的大變局，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其外。大變局下，一些國家冷戰思維陰魂不散，給地區和全球安全增加了不確定性。尤其是由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不僅無助于緩解大變局下的無序紊亂，而且常?；鹕蠞灿?，導致全球治理失靈。因此，亟須一個嶄新的文明話語體系和文明力量來引領和重塑世界，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可謂恰逢其時。
推進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必然要求
現代化進程，是追求兩極分化還是共同富裕？是物質至上還是物質精神協調發展？是竭澤而漁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零和博弈還是合作共贏？是照抄照搬別國模式還是立足自身國情自主發展？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現代化？怎樣才能實現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此次高層對話會上，開門見山提了七個問題，具有極強的問題導向。
認真分析這七個問題，不難發現，答案就藏在問題中，即現代化要“共同富?！?、要“物質精神協調發展”、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要“合作共贏”、要“立足自身國情自主發展”。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不應該沿襲殖民掠奪的老路，也不應走國強必霸的歪路邪路?，F代化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品”，現代化更不能等同于西方化。世界各國要實現現代化，最重要的是在遵循現代化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立足自身國情，走出本國特色。
習近平總書記同時強調，“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要致力于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全球文明倡議中倡導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是推進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必然要求。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核之魂
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具有政治上、安全上、經濟上、文化上、生態上等不同領域和層次上的豐富內涵。如何深層次理解并落實這項工程？習近平總書記在全球文明倡議中強調的“文明多樣性”“全人類共同價值”“文明傳承和創新”“人文交流合作”等給出了重要指引。這些要素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核之魂。
全球文明倡議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產品。它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搭建了一個新的話語體系和對話平臺，必將不斷擴大理念契合點、利益匯合點，讓各具特色的現代化事業匯聚成推動世界繁榮進步的時代洪流，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道上闊步前進。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式現代化，也必將以源源不斷的新成績為世界發展提供新機遇，為人類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動能，為人類社會現代化理論和實踐創新作出新貢獻。
(作者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城區現代化治理研究室研究員）